中央高层高度重视速记工作
◆朱成贵
语言和文字书写速度的矛盾，是说的速度成倍高于书写。速记，是以单笔画的拼音线条代替一个乃至几个多笔画的汉字，是能让写的速度跟上、甚至超过说的速度的一项高效记录技术。
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在文档工作建设中，特别重视速记。中央办公厅设有速记室，培养了一批速记员。我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1948年冬，被选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速记训练班。速记老师章岩同志（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就是当年党中央办公厅速记室的速记员。我们15名速记学员开课前，听老师讲述了速记的作用和意义，这项工作是党的理论工作和文秘工作建设的重要业务和光荣岗位。她提到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文章、著作，有些是速记整理出的原始记录稿经过修改而形成的。2006年2月我发现《党史博览》发表葛继圣一篇文章，介绍了1942年5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担任速记的有张重、章岩等同志。作为专职的记录员，由于所承担的任务有较高的质量和效率要求，所参加的每次会议，要比一般与会人员分外聚精会神地听和记，会后要加班加点及时准确地整理出来。工作虽然繁重艰苦，但政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却是上大学也难得到的好课堂。
回顾1948年至今的近六十年，当年经章岩及苏淼老师培训的15名学员，加上后来按东北各省、市、部门的需要，由首批学员培训的两期，前后总计50多名学员，有十几名分别为中央和省部级领导的专职秘书；还有些同志被提拔重用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其间，也有人在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为抵制“左”的错误，勇于根据真实情况，突破唯书唯上的禁锢，讲真话求真理，蒙受“右派”“右倾”的政治打击。速记、秘书工作队伍也是无例外地经历着时代的风雨考验。
有幸担任毛主席重要讲话的速记
我是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之后，长时间在高层机关从事速记、会务和秘书工作。历经1959年、1962年两次按严重右倾典型，经大张旗鼓地批判、处理，下放农村“长期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幸得转机，平反后，又回到经济规划、工程咨询调研和史志研编等岗位。在这些工作中，速记是提高我调研和写作效率的独具之长，熟练而持久地坚持着这项记录技术。在国家计委期间，我一直担任委务会、党组会的记录。从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我被连续抽调到大会会务组，承担记录任务。
我终身最难忘、最感荣幸的时刻，是1957年2月27日下午，担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速记任务。按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天下午是听李富春副总理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报告。出于保密，普通工作人员事先还不了解会议内容的变动。本来我没有承担大会的记录任务，到下午大会即将开始时，人大、政协联合会务组负责人王崇明、左达同志临时通知我到怀仁堂担任大会速记工作。我走到主席台右侧由幕布偏遮的记录席位，早已到场的有全国人大5名同志。一位女同志低声向我说：“下午是毛主席讲话，要记好。我们几个人分三组，每组2人，半小时轮一组，负责记录和整理。大会后，相互核对、修改、补充；要求记得全面、准确，快整理、快交稿。”尽管我是从事速记多年的老手，但是突然知道记录毛主席的讲话，心情又高兴，又紧张，生怕胜任不了。由于此前在国家计委会议上经常听李富春同志的湖南口音，因而对毛主席的讲话，除个别生疏的词句和术语外，大部分可听懂并记下较完整的句子。记得在讲到怎样看待中国人和“洋人”时，第一次听到毛主席提到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推翻“宇称守衡定律”等人名和术语，不知如何书写，曾把李政道误写为“李增道”，杨振宁误写为“杨正宁”，最后向比较了解世界科技知识的同志请教作了纠正。这天下午，我没有错过如此近距离地敬观毛主席的好机会，利用轮到别人记录的机会，数次从幕布相隔的缝隙，真真切切地看毛主席讲话的神情气魄。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两种可能性时，提到美国无非是甩原子弹，如果能把地球炸透，中国土地直径的另一面是美国，也炸了美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闹事”问题时，曾说：“要闹，就让他闹，让他闹够嘛！”毛主席的幽默、爽朗的笑声，充满自豪、自信、乐观的博大胸怀，以及旁征博引，对矛盾的分析和正确处理，富有说服力的哲理，其极大的感动力启迪力，不仅表达了他本人高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境界，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党内外和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关系，正确解决人们的政治思想问题，实现党内外的团结，克服消极因素，发展积极因素的历史经验和一系列指导原则，作了深刻的总结和宣传。这次讲话记录，大大加深了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信赖和安然感。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充满乐观。
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乃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机关。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纷纷向我索阅毛主席的讲话记录。我非常遗憾地表示：“我是作的速记记录，会后把记的速记翻译成汉字记录稿连同速记原稿，一并上交，手中不留片纸。虽然没有让同志们如愿，但我简略回答了所得到的体会。就我的理解，向他们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新的社会制度有待逐步完善，人们的思想有待逐步习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和暂时困难。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正确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讲话是囊括方方面面的“安民布告”。要全面了解讲话的详细内容，要注意阅读报上正式发表的全文。从此，我和大家都盼望文章的正式发表，每天上午争相翻阅《人民日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后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我作为承担这次讲话的速记记录人，特别关注正式发表的全文同直接听过的讲话有何变动和修改。经过阅读全文后，可以看出原先讲话的口语化风格，经文字加工更接近于书面语言；富于诙谐、幽默的谈笑比喻，如“原子弹炸穿地球”“宇称守衡定律”等语句均被删掉。原讲话的主题、基本内容、基本框架没有变，理论性的表述更加深刻，逻辑结构、分节分段更加严谨清晰。而最为突出的感觉是补加了不少政治性、理论性、政策性和方针性的新提法，似乎在当时记录时没有听到的。例如有关阶级斗争问题，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问题等。由于当时政治辨别力所限，手头又没有任何记录原稿，对另行修改增加的具体重要内容，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等，不便核对、明辨。
今年的6月19日，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五十周年。
我重新反复几遍阅读这篇力作，深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命题，文章的基本精神、基本出发点，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出发点等等，对于我国社会各个发展时期遇到各种矛盾达到正确处理，保证社会和谐，实现按毛主席曾期望的让人民经常敢于说话，让党经常保持活力，让中国成为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将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我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下）第十七章的相关文段，核阅对照毛主席2月27日讲话后，3月初周游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四省市，沿途讲话座谈和四次报告。从4月24日着手修改《正处》稿，到6月19日定稿正式发表的五十多天里，边发动领导整风反右运动，边修改补充包括自修稿和征求意见稿共计十三稿。把每稿修改日期对十二节各节修改增加的重要论断语句，分别标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各节中。最后进行综合和分类统计的结果是：全文十二节，重要修增（不包括一般性的文字修饰）总计44处，其中属于整风、反右高潮中特别修改增加的有36处，占总修改量的80%；按各节修改量看，修改增加量最多的是第一节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整风反右中修增16处；第八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修增13处（全属整风反右中修增的）。第三节农业合作化问题修增2处，虽然处数不多，但为肯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和回答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最早在自修一稿中，下了较大功夫用了较多文字作了修改。对《正处》一文中有关论述的重新阅读研究，将有助于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与总结，使之更加清晰、明朗。本文仅系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从记录到文章定稿正式发表前后的有关情节，略作回顾，深入的考证和研究，还要求教于党史专家、学者。
【作者简介】
朱成贵 1930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农民家庭。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速记训练班学员。
1952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室速记员、秘书。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以内部大字报名义发表《来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辩论》等2篇文章，被列为严重右倾典型受批判下放处理。
1962年4月至9月为主张包产到户和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存在，两次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并向中央西北局呈交《继续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3万言论文，被列为重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机关展开批判，再次下放延安农村长期改造。
1980年12月获平反后，任哈尔滨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副局长。
1989年任国家计委咨询公司局级调研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大家正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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