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九十以后，
获得这些奖项是同一个原因，他发明的亚伟中文速录机，解决了“速记电脑化”和“实时记录语言”两大难题，实现了“话音毕、文稿出”。据说拿第一个奖的时候，老先生有些忐忑：自己这样一个“老古董”上台去拿科技进步奖，会不会让人们觉得很不协调？唐亚伟并不是计算机专家，而是速记专家、速记教育家，中国速记发展史上的两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早在1934年，19岁的唐亚伟就创造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后来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速记方式。九十岁的时候，国际速联主席和前任主席到北京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褒奖他连续70余年在速记推广和研究方面的成就。
一个70多年的故事注定要从很久以前讲起。仿佛老树年轮记录了气候变迁，每一个情节转换都勒着清晰的年代印记。
■他的速记学校，帮好多人找到了工作
唐亚伟生于1915年，名恭汉，亚伟是字。如同那个年代的许多热血青年，要在名字中蕴藏志向与抱负，“亚伟就是要在亚洲做伟大的贡献，不是亚洲伟人啦。这是年轻时候的想法。”
家境贫寒的唐亚伟勤工俭学，因为一手好字，曾给给中华三育大学校长当书记员，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就在这个时期，在南昌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大感兴趣。研读之后，他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在1934年，创造出规格化亚伟速记法。
“蔡锡勇那个东西已经很陈旧了，用起来很困难。”唐亚伟说，“我受美国葛瑞格速记的影响很多，用了椭圆形作基础，比较活泼。所以，我最早的速记叫‘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规格化’就是以‘葛瑞格’的椭圆形为基础的意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亚伟流亡到了重庆。靠母亲借的100元钱，他用石板印刷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当讲义，借教会的教堂当教室，速记学校就这样开张了。三年之后的1942年春，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给他的学校莫大的支持。
唐亚伟忆起了往事：“那个时候流亡的青年人很多，我也是个难民。在重庆，许多单位在报上招聘速记员，会速记的可以去找工作。我晚上就提糨糊出去贴招生广告，白天就在教堂里教课。除了面授，还搞函授。初级班学三个月，高级班要六个月。像学习模范韩珠璇，她一分钟记到200字，最后把她的相片放大，挂在教室里面。以后第二期、第三期有好几个都达到200字。我们平常讲话，‘这个’、‘那个’，记的时候都可以删掉，每分钟有180字的速度就可以记下来了。如果到200字，就记得很详细了。我帮助了好多人找到工作。当时碰到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把速记的符号翻译成汉字。比如今天记了一个小时，你晚上就得熬夜，这一个小时起码需要六个小时来翻译。”
几年后唐亚伟到了上海，继续办学，他的学生逐渐增多，当时的《大公报》上，几乎天天都刊登他的速记广告，亚伟速记达到了第一次的波峰。但他却因为加入“利他社”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与很多进步人士被迫逃亡到香港。“我那时候到香港去，只带了二十几块钱、一百本书，就生存下来了。到了香港，我在《大公报》登函授广告，一百本书一下就用完了，然后赶快翻印，又印一百本。所以亚伟速记又出名了。我的学生确实多，我不收学费，就是邮费讲义费，几块钱，就是这样来普及。”
从香港回到北京，唐亚伟又赶上了办学的良机，50年代速记最鼎盛的时候，他的速记学校全国一度有十几个分校，甚至新疆哈密都有一个。他的书印到第十八版时，有个说法是“版权公开，欢迎翻印，不予计较”。
“我办的学校多，办学校我也不要钱，只供应书。赚的钱很少，但因为面广，到处都用，所以钱还是够用的。年轻的时候，很好胜，要名儿。以后确实有名了，大家都学亚伟速记。有一次我在新华书店看书，一个人问卖书的有没有速记书，旁边另一个买书人就说你买速记书要买亚伟式的啊。”
■他脑袋摔糊涂了，唯一会说的两个字就是“速记”
唐亚伟这样的人物，必定会有一些“轶事”。
70年代后期某天，他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大约一个月之后，感觉不舒服去了医院，医生认为是脑血栓，疏通血栓的药一用，人立刻就糊涂了，转到北大医院，一照CT，不是脑血栓，是颅外膜出血。局部麻醉后，抽出来200CC的血。“那么一大杯”，
往往视为畏途，毫无兴趣。
20世纪60年代，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文革”中更甚，最严重的时候，把速记认为是密码，不认得就说你搞特务。不准推行，不准办学校。而同一时期，国际上早就由手写速记前进到机械速记———用打字机在纸带上打孔记录，然后通过读孔的装置完成翻译工作，提高了准确性，也解放了大部分的人力。
那些年，速记在中国跌到谷底，完全看不到前景。但唐亚伟没有放弃。
“文革”期间，唐亚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设计完成了“打字速记法”。做不出机械，他就做理论研究，比如编码，因为机械速记需要一套完整的编码，还有键盘的设计，还要考虑通用性。
他儿子说：“编码设计之后要看合理不合理，就得一个一个摆在盒子里，这个打了五次，那个打了六次，非常原始的统计方法。计算机现在一分钟能做完的，他要做几个月。我曾经帮他做过一次词频的统计，他借来一本词频书，有数字、有单字词、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每个词标着在社会上使用的频率。我做卡片，拿笔在卡片上写出汉字来，再把汉语拼音写出来，再把词频写出来。就是这么抄一遍，我好象用了三个月。”
而在唐亚伟看来，“这是一种爱好。但也是认为这个东西重要，人们说的话，要不记录下来，一说就过去了。所以，如何把人们讲的话变成文字保留下来，我觉得这对人类文化流传、保存很重要。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怎样让电脑速记更快？他从钢琴演奏中受到启发
1984年，唐亚伟七十多岁投身研发速录机。
他的儿子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中文处理机的情形，“我跟我父亲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单位买了一台中文处理机。我那个朋友是单位的司机，他的权利只能是人家下班的时候请你到办公室看一看，还不能打开机，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了，就真是在那儿看一看。”尽管还是非常简单的中文打字机，但唐亚伟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那时候中关村经常跑的，电脑有什么功能，谁也不懂，就上商店看。就是想知道它怎么快，键盘怎么能够及时变成文字。”见到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累人的后期“翻译”交给电脑去做。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老先生坦言，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完善编码过程，制定基本的原则，至于键盘里面的结构，软件怎么实现文字处理，他就不管了。或者通俗地讲，他要管哪个键是哪个音，比如哪个指头最好打，哪一个音最常用，就要做两项统计，结合起来设计编码和键盘。
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他最开始设计的输入方案，是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这样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对速录员的操作水平要求太高了，势必会影响普及。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设计。
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个特色，让电脑速记更快？唐亚伟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样就不能使用计算机标准键盘，需要重新设计速录键盘。双手多键并击，按照设计理论值是每分钟可以打600个汉字。
1993年，唐亚伟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
无论外貌还是精神状态，
唐亚伟的速录机最终获得成功，那种纳新的热情与无望的年岁里执著坚守，哪一个更重要呢？ （北京青年报）
